全球掀“减薪风暴”亚洲足坛紧跟节奏疫情持续发展

2020年4月8日 16:18 来源：北京青年报

受疫情影响，包括欧洲五大联赛在内的全球大部分主流职业足球联赛均已停摆。 此后，国际足联关于“足球从业者减薪”的倡议以及包括亚洲在内的各大洲职业足球联赛均已暂停。 俱乐部出台了不同幅度的员工降薪措施。 中超俱乐部会跟随这一趋势吗？ 虽然答案尚未可知，但近期有国内俱乐部就相关问题向中国足协进行了咨询，希望后者给予指导。 当俱乐部把球踢出去时，中国足协应该“接球”或者“传回并转交”。 这确实是一个相当技术性的事情，需要很多思考。

全球“降薪风暴”掀起，亚洲足坛紧跟步伐

随着疫情持续发展，球员降薪已成为足坛的全球性话题。 截至4月初，全球多个国家（地区）的联赛俱乐部均出台了人员减薪措施。 在各大洲中，欧洲足球的技术水平和职业精神最为发达，在“降薪”方面也迈出了最大的步伐。 从瑞士锡永俱乐部主席直接解雇不愿接受降薪的9名球员开始，“降薪风暴”迅速在欧洲足坛掀起。 其中，意甲的尤文图斯、德甲的拜仁、西甲的巴塞罗那、马竞都明确举起了“降薪”的大旗。 拥有C罗的“老太太”甚至决定从3月到6月停发所有员工四个月的工资。 巴萨一线球员也“放弃”接受《ERTE（临时雇佣条例）》的保护，同意疫情期间减薪70%，疫情结束后也不会再追求这部分工资。 他们还同意额外支出工资的2%。 工资，保证俱乐部其他人员报酬的正常支付。

疫情对亚洲足球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 亚足联3月初发布的评估报告显示，亚冠小组赛和中日韩联赛的延期，仅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就不少于9亿美元。 随着疫情的不断发展香港俱乐部踢中超，这个数字还将不断被改写。 由于亚足联成员协会国家（地区）及其联赛短期内没有办法“增加收入”，只能积极“削减成本”，管理机构和俱乐部降薪已成必然。 例如，韩国足协3月26日宣布，部门以上高管人员将自动减薪20%香港俱乐部踢中超，直至今年年底。 一天后，澳大利亚足协也宣布70%的员工回家等待上班。 40强赛停摆后，韩国足协面临着与澳大利亚足协同样的经济困难。 3月30日，泰国足协也宣布降薪。 就连泰国队的日本主帅西野朗也降薪了50%。 越南足协还计划削减国家队教练组的工资。

中超会降薪并将球踢给足协吗？

与欧亚其他国家（地区）足球一样，中国足球因疫情遭受了直接、巨大的经济损失。 在没有比赛的日子里，国内各级足球俱乐部财政入不敷出，“降薪”的呼声逐渐在国内足坛响亮。 此前，中国足协尚未公开回应此事。 一方面，国际足联虽然对足坛“降薪”表达了一定的看法，但其声音仅限于“建议或意见”，不具有严格的强制性或约束力。 在球员和俱乐部构成的足球产业关系中，负责工资支付问题的主体不是会员协会，而是俱乐部。

另一方面，与欧洲和亚洲俱乐部的情况不同，虽然国内所有官方足球赛事也暂停，但教练、球员和其他俱乐部工作人员并没有停止工作。 相关业内人士分析，在疫情警报尚未完全解除的情况下，球员们仍在继续训练。 足协及有关方面也对“春训”提出了具体要求。 那么如何减少球员的工资呢？ 俱乐部很难发声。 他们迫于财务运营压力想要降薪，也需要寻找合适的“出口”来落实具体措施。 所以他们向中国足协“请示”降薪指导的举动也不难理解。

足协“接球”也决策困难，遭遇“真空区”

国内俱乐部人员，特别是球员和教练员的工资是否需要减薪？ 中国足协确实很难给出答复。 首先，与欧洲发达职业联赛从业者的劳动权益受到各类足球组织、成熟产业和社会保障体系的保护不同，国内职业联赛从业者的薪资发放问题带有相对简单的“俱乐部说了算”色彩。 例如，珀斯光荣大幅降低俱乐部人员工资后，澳大利亚球员工会决定起诉俱乐部，捍卫俱乐部人员的权利。 然而，中国足坛并没有类似的“球员工会”组织来帮助球员维权。 中国足协作为行业管理机构参与联赛竞赛规则的制定和必要的监督，中超联赛负责中超联赛的整体运营。 不负责特定俱乐部人员的工资支付。

球员受雇于俱乐部，同时也是公司的成员。 严格来说，他们的薪资标准不应该由足协决定。 所以即使中国足协就降薪问题提出意见，也只能是“建议性或指导性的”。

回顾中国足球探索职业联赛发展的过程，不难发现，早年行业内虽然没有设立“职业联赛”，但中国足协却出台了相对严格的规定。负责重大联赛问题的决策和实施，先后成立了中超联赛委员会、中甲联赛委员会、职业联赛理事会等讨论和决策机构。 如今，类似机构已不复存在，“联盟”也尚未成立。 因此，无论是足协还是各俱乐部，在处理各种棘手的联赛问题上都遇到了“真空”。

俱乐部投入大幅下降，各方“降薪”很可能形成默契。

说起欧洲主流联赛大量俱乐部加入“球员降薪”阵营，就不得不提到2013/2014赛季正式实施的“欧足联财政公平竞赛（FFP）”。 欧足联制定这一法案的目的是规范俱乐部的财务行为，控制俱乐部财务赤字，并惩罚违规球队。 2014年5月17日，欧足联宣布，英超曼城队和法甲巴黎圣日耳曼队因违反该法案的国际收支条款而被处以6000万欧元巨额罚款。 两支球队还被要求降低薪资标准并限制单笔交易。 最大金额。 从这项法案的实施情况来看，欧洲足坛打击“俱乐部非理性消费”的力度和决心很大。 因此，欧洲各大俱乐部在收入大幅下滑的情况下大幅降低球员薪资的意图也不难理解。

尽管中国职业足球尚未照搬《欧足联财务公平竞争法》，但中国足协近年来在规范联赛财务、管理职业俱乐部运营环境等方面做出了巨大努力，逐渐向国际先进地区靠拢。在规则制定方面。 。 例如，2018年12月20日在上海召开的中超、中甲联赛总结会上，三级职业联赛俱乐部的单赛季总投资额度、投资者注册额度、俱乐部亏损额度等2019年至2021年赛季已经确定。 已经设定了一个比较清晰的数字。 此外，还对各级俱乐部单赛季薪资支付额度占总投资的比例进行了具体约定。 例如，中超俱乐部（包括一线外援、国内球员、预备队球员）2020赛季薪资比例不得超过总投入的60%。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减薪”符合联赛环境治理的方向，也符合俱乐部减负的需要。

影响国内俱乐部“降薪”的另一个问题是，经过国内职业足球多年的探索和积累，俱乐部尤其是中超俱乐部近两个赛季以来在投资上逐渐变得更加理性。 一位俱乐部投资方代表告诉北青报记者，去年底、今年年初的沟通过程中，不少中超俱乐部投资方表达了“减少投资”的想法。 由于“职业联赛”推迟启动，一些投资者对联赛的未来前景充满了不确定性。 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甚至提出了“不求功，不求过”的经营理念。 今年国内职业足球转会市场相对冷清，王飚身价明显缩水，就是上述想法的很好佐证。 该俱乐部负责人表示香港俱乐部踢中超，“我感觉今年国内转会市场已经恢复到10年前左右的水平，对于一些经营上面临资金压力的俱乐部来说，‘降薪’符合他们的利益，他们需要找到方法来实现这个想法的逻辑‘出口’。”

按照计划，中超联赛将于本周四召开董事会和股东大会。 趁着这次难得的线上聚会机会，俱乐部肯定会公开“降薪”的问题。 但中国足协在回答此类问题时必须谨慎，合理把握“意见”与“规定”之间的平衡。 文/记者肖楠 统筹/杜锐